近日，一则新闻再度引发舆论热议。江苏徐州的“90后”小伙，主动扶起一名骑车摔倒的男子并送医治疗。谁料对方倒打一耙，诬称小伙撞人。交警多方查阅监控录像，才还小伙清白。

    近年来，由“扶不扶”引发的新闻热点，时常刺激公众神经。好人伸出援手却遭遇“碰瓷”讹诈的事件，以及双方各执一词、舆论频频反转的“罗生门”，让“扶不扶”“帮不帮”成为拷问社会道德的难题。

    为保护善意、激活社会的正能量，多地出台法规，保护现场医疗急救行为，这些法规被舆论称为“好人法”。从本月起正式实施的《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》，更是提出“社会救急免责”的原则。

    “好人法”是否能够为好意救助者撑起保护伞，激发社会的互信互助？国家该如何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重建见义勇为、出手相救的社会美德？

    急救免责鼓励大家救

    从草案颁布到审议，《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》(下称《条例》)持续引发各界关注。原因在于，《条例》指出，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，对患者造成损害的，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。

    具体而言，《条例》规定，市民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，应当立即拨打“120”专线电话进行急救呼叫，可以在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人员的指导下开展紧急救助，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开展紧急救助，为急救提供便利。

    而对参与急救的好人，《条例》并未设置急救技能上的门槛。上海市卫计委表示，《条例》鼓励和倡导普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活动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在上海之前，北京、深圳、杭州等地都曾出台鼓励市民参与急救的“好人法”，明确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。但“社会急救免责”的表述，还是首次出现在地方性的“好人法”中。

    “社会急救免责”的意义何在？有专家指出，很多国家已有相关法律条文，对于积极参与救治者免责，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。通过地方立法鼓励和倡导救助行为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施救人的后顾之忧，折射出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。

    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殷啸虎认为，要从法律上鼓励和保护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等“好人”行为，在目前尚不具备国家立法条件的情况下，由各地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是可行的。上海、深圳等地的实践，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。

    不过，上海“好人法”并未对“碰瓷”讹诈等行为作出规定。而在北京、深圳等地，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尝试。

    例如，将于明年3月1日施行的《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》明确，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救助者恶意索赔；因恶意索赔侵害救助者合法权益的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    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在条例审议和征求意见期间，由于害怕担责而无人施救街头突发病症者，以及好心人出手相救反遭诬陷的现象被广泛提出，多数意见认为，立法应当鼓励并保护好心人，同时让恶意诬陷者承担法律责任。

    而从2013年就开始实施的《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》则提出，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、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，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。请求法律援助的，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援助。

    惩恶扬善解决“不敢救”

    面临“扶不扶”和“救不救”的选择时，施救者最纠结的是“不敢救”。

    2006年的南京“彭宇案”被媒体广泛传播后，该案几乎成为“社会道德滑坡”的符号。多地的类似事件，都被贴上了“彭宇案”的标签。然而，就在2012年，彭宇公开向媒体承认，自己确实碰撞了老人。从“彭宇案”到“扶老人”引发的争议案件，无论真相如何，类似事件正在消耗社会正气，也让很多好人面临道德选择时知难而退。

    “好人法”的出台，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和指标意义。但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落实，才是引导“好人回归”的关键。

    有专家指出，在“扶不扶”的抉择中，救助者可能面临两种法律风险：其一，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或现场监控，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是事故的制造者，要求救助人承担全部责任；其二，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处理不当，加重其伤情，要求救助人承担加重部分的责任。

    对此，各地“好人法”提出的“追究恶意索赔”“社会急救免责”等原则虽然具有针对性，但在实践中尚缺乏具体细则，法律条文有待细化。

    殷啸虎表示，应当在立法内容上明确“好人”的免责条款和救助条款，明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者可以免除其责任。而对于一些非确定法律概念引发的责任，应当作出有利于“好人”的价值判断。

    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认为，被救助人仅仅表示“救助人”就是“致害人”而索要赔偿，既难以证明这样做严重侵害他人名誉，也难以评价为客观上的诬陷、诽谤。因此，实践中尚未出现此类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。

    专家认为，从“以儆效尤”的角度来说，除了通过民事诉讼回击“碰瓷”行为外，还应通过其他社会救济途径补缺。例如，地方立法机构可出台相关规定，将讹诈行为记入个人信用系统，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威慑力。此前，深圳救助人保护权益规定就明确，被救助人诬告陷害救助人的，处理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公共征信机构，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。

    而从“赏一劝百”的角度而言，还要大力逐步健全正面奖励见义勇为的相关法规。例如上海“好人法”就作出规定，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商业保险、奖励等形式，支持和引导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建议，也可以设立救助基金保障好人出手相助，一旦出现法律适用争议问题，由救助基金来弥补损害。

    技能普及解决“不会救”

    相对于“不敢救”的复杂心理，“不会救”的难题看上去并不难解。然而，急救能力不足正是目前制约好人出手相救的掣肘之一。

    中国公民在急救知识普及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。数据显示，欧美发达国家公众施救普及率比较高(美国高达85%、法国为40%、新加坡为30%)，但中国的普及率还不到5%。而公众急救技能普及率与“是否愿救”的意愿密切相关。例如，被称为“美国好人法”的《好撒玛利亚人法》由于出现的时间较早，通过“免责式保护”为好人松绑。通过法律的保护式鼓励让公众急救技能的普及率得到了极大提升。

    “好人法”的出台，一方面是为现场急救兜底，更大意义在于促进民众急救技能的提高，以及医疗急救设备的普及。这也是避免见义勇为“好心办坏事”的必要途径。

    时间就是生命。医疗行业人士指出，像心跳骤停等紧急情况，留给急救的时间非常短。如果6分钟内进行急救，才有较高的救回可能。因此，身边的民众能否在第一时间内正确施救非常重要。

    今年6月29日晚，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下班回家途中，于地铁站里突然晕倒。尽管现场多名群众对其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，地铁工作人员也叫了急救车，但34岁的金波还是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。事后，有网友分析视频指出，现场的急救并不专业，并且地铁站内没有AED(自动体外除颤器)。

    专家表示，提高公众急救技能并不难，现在的急救知识培训难度不大，也不会耗费太长时间。但目前我国尚无针对公众的完善急救培训体系，公众获取急救知识的途径普遍缺乏规范化和常态化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被称为救命“神器”的AED，普及率同样少得可怜。被称作“傻瓜电击器”的AED，可以使心脏复苏成功率提高2—3倍，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率。数据显示，我国目前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，并且集中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海口等城市。因此，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听说过AED，更遑论掌握使用方法了。

    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，上海市明确规定，今后在交通枢纽、学校、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，必须配备急救器械。而在配置有AED等急救器械的场所，即使没有医疗执业证，只要认为自己有技能可以操作AED，就可以开展救助。（记者 李洪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