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九，回到镇江丹徒区宝堰镇上桥七队的家中，比往年早了一天。而之所以敢“提前”回老家，底气就是家中安装了wifi，大年三十需要见报的稿子，可以直接传回报社了。
wifi是春节前一周安装好的，发稿难迎刃而解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随着哥哥一家大年三十回家，多部手机及ipad齐上阵，或看视频或看连续剧或聊天回短信或者刷微信“朋友圈”……一时间“供电”频频告急，充电插座告急。于是，和侄儿争找插座，床头的多孔插座日夜不休。家中充电的插座不够用，这是2015年春节假期碰到的“新常态”。
当年三十的央视春晚如期而至，当家人在ipad上看春晚的视频，那一刻我想到的却是另一场春晚——1986年，在上桥村这个偏僻的小乡村，由我自编自导还参与演出的那一场“小乡村春晚”。
丹徒区宝堰镇是镇江市目前唯一获得省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的乡镇。小镇风景秀丽，包括老街等在内的历史文化遗存，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，让误撞到此的自驾游一族们，陡升淘宝“捡漏”之赞。宝堰古镇是镇江的茅山老区，她曾经承载了太多的战事和荣誉，如已颇具规模且声名远播的“镇江丹徒宝堰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”；同样，几乎和所有的老区一样，小镇的贫穷和落后也是知名的。
处于小镇最西端的上桥村（又称西菜园），更是小镇的“末梢”。从我记事起，种菜卖菜及捕鱼捞虾，一直是小村的两大经济支柱。小村的面貌，也是数十年不变，土坯房、烂泥地，一直不离不弃地伴着小村人。
33年前，央视春晚甫一推出，对当时人在小乡村的我来说，无疑是“高大上”。一场春晚可谓是全年的最热烈期待，是全年最丰盛的“精神大餐”，也是可以回味整整一年的“美味”。至今所有有关春晚的美好记忆、经典瞬间，都是在那时留下的，今天之所以还会打开电视看几眼春晚，都是当年这种情结的一种延续。
再回到那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小村春晚”。
之所以要搞那样一场春晚，首先，当时小村的电压极低，一到大年三十晚，户户开灯，盏盏白炽灯灯如“鬼火”，为数不多乡邻家的日光灯，居然都“跳”不起来；再者，小村二三十户人家，也就共有一两台黑白的小电视机，年三十晚春晚开始时，电视机根本没有办法打开。通常都要到10点钟以后，一部分人家关灯睡觉，“腾”出部分电压后，日光灯和电视机才能开启。其间的等待、一次次的开关电视机，都是一种欲得却不能的煎熬。自家是没有电视机的，作为痴迷春晚的忠实“粉丝”，只能在生产队长家中那台小黑白电视机前，虔诚耐心地等——尽管不止一次，队长一家人都在等待中睡着了。
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当时的小乡村中，如我一般年龄的年轻人，有近30人。大家早早辍学外出打工，但又都以我和几个伙伴为核心。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度贫乏的年代，众人的心贴得很紧，我们三四个人组成的“核心层”，一旦发话或者有了主意，是能够影响整个小乡村的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年我上初三——后来中考成绩不是太理想，父母认为就是那场“小乡村春晚”牵扯了我太多的精力，现在想想是有道理的。约莫在距离新年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，“核心层”为了进一步激发凝聚力，同时增加新年的喜气，丰富大年三十的内容，在我的倡议下，决定1986年举办“小乡村春晚”，模式完全模仿央视春晚。
“决策”迅速通过书信及口口相传，通知到了七队的所有年轻人。通知同时要求每个人，都要准备一个或者多个节目：歌曲、相声、小品、舞蹈等。而核心层之所以有这种底气，除了源于自身的权威性外，还在于这些年轻人有过N次的练兵机会。
当时，村中一祁姓女孩，不幸患了骨癌，在其得病和治疗的几年时间里，每个周六晚，“核心层”总会组织所有村中的年轻人，不分男女，到女孩家中分成A、B两组对抗“拉歌”。实在不会唱歌，也必须要以说笑话哪怕是学狗、学鸡叫来奉献和表演。
助女孩及其家人对抗癌魔——今天想来，这是一篇多么“正能量”的新闻啊！这种“对抗”通常会持续到深夜，并且直至女孩不治离去。这，也扎实培养了小村中这帮年轻人的演艺才能。
一台30个左右节目的“小乡村春晚”，牵涉的精力其实是惊人的。场地就定在队长家刚刚落成的平顶新房中，新房有“回音”，是天然的话筒和扩音器。晚会还需要资金，当时“核心层”的要求是全部由年轻人们出资，并且当晚只要到场的乡邻，都必须要免费派发瓜子、花生和糖果。此外，还要有一些道具、磁带、现场燃放的爆竹等。
所有的资金全部由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自愿捐资，很快数百元的资金就到位了，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字。与此同时，各人或者各组的节目，也在紧锣密鼓准备中，且经过了不止一次的合演和排练。
“核心层”早早向乡邻们发布“小乡村春晚”的消息，邀请他们大年三十看自家门口的春晚。
当晚8时许，一阵惊天动地的密集鞭炮声后，不仅是七队的乡邻，周边生产队的乡亲及各自亲友们，数百人从四面八方潮涌过来，很快将演出现场围聚得水泄不通。
当晚整个伴奏就是付强家的一台双卡收录机，我是晚会的唯一主持人。
小伙伴们“人越多越来劲”，在收录机没有办法启动的情况下，大多的节目全部以清唱的方式“原生态”奉献。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等架势的淳朴的乡亲们，吃着瓜子花生和糖果，有初期的惊愕，有随后的一次次惊喜，剩下来就是拼命地鼓掌和喝彩！而每当自家的孩子登场大方地唱歌、演小品、说相声，尽管有着那么多的不完美，那些家长是真心醉了——其他乡亲们，则一次次将赞誉，毫不吝啬地回赠给这些表演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。
晚10时左右，电压足够稳定后，双卡收录机开始亮嗓到最高音，晚会再次进入一个新高潮。我记得，当晚一个最出彩的节目，是在迈克尔·杰克逊那首著名的劲歌金曲中，小宝、巴子等四个小年轻跳霹雳舞。那在当时可是个极时髦的洋玩意，四个男孩在杰克逊强劲的乐曲声中，头扎红绸左摆右晃登场，连跳舞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乡亲们，都惊呆了，以至于都忘了喝彩……
演出在一阵地动山摇的鞭炮声中结束，乡亲们却久久不愿散去。
演出获得奇效，村中的乡邻们，从那一夜觉得自家的孩子已经长大，对自己的孩子变得放心。事后我才知道，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，小村太多的家庭父母，开始陆续交权——将一个家庭的财权、话语权和决策权等，转交给自己的孩子，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家庭，放手去“演出”。
有一幕至今不忘，“小乡村春晚”次日的大年初一，部分演员结伴去拜年。当我们拜到八队的朱富贵家中，朱富贵给小年轻每人发了一支“黄果树”香烟，单独把我请到房间里，悄悄给我塞了一根“红塔山”烟（差不多是当时仅次于中华的名烟了）。在我愕然之际，他很是动情地拉住我的手，喊着我的小名说：“小荣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让我们上桥村出名了，让我们知道，上桥村并不比别村差。”
